——读《中国共产党历史》有感
戴 楚 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与宣传教育工作。2013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党校首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最近几年，我精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党史研究权威书籍《中国共产党历史》。该书明确记载：1928年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逸群和贺龙等人到湘鄂边，依靠群众，举行桑植起义，攻克桑植县城，建立桑植县革命政权。创建红四军，贺龙担任军长，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1929年1月，贺龙率军攻占鹤峰县城。同年6月，占领桑植县城，逐步形成以桑植县、鹤峰县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桑植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发动的四大起义之一，点燃湘鄂边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影响湘鄂西，“创造了与朱德毛泽东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李文林式（东固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并列的贺龙式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模式”。可是，我国知道贺龙为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所做贡献的人极少，专家、学者所写研究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始末的科研论文更少，以致部分国人忽视湘鄂边“革命老区”。因此，加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党史军史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需要撰写科普文章。那么，贺龙为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做出哪些历史贡献?
一、领导发动“桑植起义”
“湘鄂边”是指湘鄂两省边境接壤的桑植县、大庸县、慈利县、石门县、鹤峰县、宣恩县、建始县、五峰县和长阳县等地。割据湘鄂边是党中央组织农民武装暴动计划、开展游击战争的组成部分，举行桑植起义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28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湘西北特委，并派贺龙和周逸群回湘西，加强对工农武装暴动的领导。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为郭亮（后改由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了实施中共中央赋予的战略计划，1月中旬，周逸群、贺龙、卢冬生（中共中央交通员）等在周恩来安排下，从上海抵达武汉，转战荆江两岸。2月28日，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卢冬生等8人到达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进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筹集军费粮饷、组织武装力量等各项武装起义筹备工作。3月，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和贺龙等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补充贺锦斋和李良耀进入特委，并对开展工作进行分工；组建中共桑植县第一届委员会，李良耀任书记；由贺龙招集其亲族、旧部和地方武装，组建工农革命武装。桑植起义爆发前后，以洪家关贺氏家族为代表的群众，为桑植起义做出贡献，付出牺牲。他们用生命书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挚爱，演绎人间感天动地的故事。
湘西北特委首先抓住的,是解决贺氏家族及其亲属统一思想认识的问题。贺龙、周逸群首先找贺英谈话，用党的革命主张对她进行教育。贺龙请周逸群给群众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讲土地革命的道理。贺龙跟亲戚说：“大家跟我这个‘光杆司令’干革命吧！”贺龙的话刚落音，贺英当场表示:“我第一个报名。我把武装队伍和枪弹交给你们，交给共产党。就算我第一次献给党的一批礼物吧。我祝贺共产党兴旺发达！”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握住贺英的双手感慨地说：“贺大姐，你的这份见面礼好极了！共产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珍贵的礼物。贺大姐，我代表中共湘西北特委衷心地感谢你！”为了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贺英将收藏的一批短枪从地下挖出来交给贺龙，带头把数百人的农民武装队伍，连人带枪交给中共湘西北特委指挥。
中共湘西北特委抓住的另一问题,是以贺龙的名义联络旧部知交和地方武装。贺英、贺满姑、贺连元、贺炳南、贺沛卿、贺文渊、刘玉阶等贺龙亲族率先把他们带的1500多人的队伍，连同800余支枪交给中共湘西北特委，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来源。在贺英带动下,桑植县贺龙家族的贺满姑、贺绒姑、贺炳南、贺桂如、贺连元、贺文渊和贺龙旧部的王炳南、李云卿、文南甫、王湘泉、钟慎吾、谷佑箴以及农民自卫队谷志龙、藤树云、刘子维等部地方武装也都献出各自的人和枪，共同参加工农革命军。这些贺龙家族和旧部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快创建军队,中共湘西北特委以贺英、贺满姑、贺连元、贺文渊、刘玉阶等交给党的武装人员1500人组成核心队伍,使其成为军队的基本队伍,习惯上称为“基本队”。听说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党。穿着布鞋、草鞋或者赤着脚板,肩扛铁枪、火铳,手执梭镖、大刀或者拖着锄头、棍棒的庄稼汉们足有千人,聚居在洪家关。经过一个多月宣传发动,贺龙收编家族武装、地方武装,拥有3700多人、1500余支枪。工农革命军的创建，为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建立联合战线的实践方式提供典范。中共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采取“拉关系”“挖墙脚”策略，区别不同情况，对各种地方势力采取不同对策。贺龙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利用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在桑植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采取改编方法，把农民武装和家族武装的力量吸纳到军队中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上独特的对地方武装改造的成功范例，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改造地方武装进行有效尝试，积累宝贵经验。
3月30日,中共湘西北特委在洪家关召开十余支武装负责人会议,打出戴桂香用红布缝制的湘鄂边第一面军旗。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并将各部统一编队。工农革命军下辖一个师、二个团、四个大队。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贺桂如、李云卿分别担任团长,贺炳南、王炳南、刘玉阶、文南甫分任大队长。
4月2日清晨,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正式举行桑植起义。3700名官兵分三路蜂拥着朝桑植县城冲去。贺龙、贺桂如率中路军经文家垭、蔡家峪过八斗溪直插县城北门，贺英随中路军攻城；贺锦斋率左路军走岩岗塔越风垭穿柏家冲杀向东门;李云卿率右路军绕南岔,跨澧水,奔汪家坪冲向西门。上午11时左右,向桑植县城发起总攻,打败县城团防陈策勋所部，歼灭张东轩等部武装，攻占桑植县城。4月2日，中共桑植县第一届委员会随即迁入桑植县城办公（中共桑植县委旧址位于桑植县东正街，旧址于2011年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桑植县委的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得到加强。4月3日，中共湘西北特委在县城举行庆祝大会，首次成立第一届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活动，宣传工农革命军的宗旨。
桑植起义的胜利和桑植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拉开湘鄂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序幕。桑植起义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鄂边的统治，掀起了湘鄂边的革命风暴，为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奠定坚实的基础。桑植起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方式最独特、道路最曲折和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起义。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造成暴动割据局面”的前提下，桑植起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旧式的农民武装，采取聚义的方式建立武装，然后在同敌人的斗争中，逐步改造自己，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利用地方武装形式的武装起义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少有的，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在桑植起义后一年多的战斗中，在敌强我弱、给养缺乏的条件下，党组织率领军民坚持武装斗争，百折不挠，浴血奋战，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在湘鄂边土地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二、进行罗峪整训和堰垭整编
桑植起义以后，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率部转战湘鄂边境。1928年4月中旬，国民党黔军第43军第3师第5旅龙毓仁旅会同国民党独立19师陈渠珍所部向凤翔、姜文周的两个团，在反共先锋、桑鹤联防剿共指挥陈策勋带领下，进犯桑植县。由于工农革命军刚刚组建，缺乏武器,未经训练,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太强。面对强敌进攻,尽管工农革命军顽强抵抗，但是梨树垭、双溪桥两战失利,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相继失守。工农革命军被迫撤退至桑植县内半县桥自弯、凉水口、沙塔坪、白果垭和白龙泉等地崇山峻岭之中。
1928年4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离开部队以前，对贺英说：“你原来带的这些姐姐、妹妹、外甥呀，过去都是你管的，还是归你管吧。”为让贺龙无牵无挂地打仗，贺英姐妹重新带起队伍。贺龙军长把留守后方桑植的任务交给大姐贺英和大妹贺满姑之时，工农革命军拨给一些枪支弹药，委托她们组建“桑植县留守游击队”，在党的影响下进行武装斗争。贺英担任桑植县留守游击队司令，贺满姑担任留守游击队妇女队长。留守游击队的任务是保护军人家属、安置不能随军的伤员、传递军事情报，为党的革命工作出力。
4月下旬,贺英等人躲到鹤峰县红土坪田少梦家里。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受挫后，贺龙、卢冬生、李良耀、王炳南等负责人转移到红土坪、白竹坪等处休整。黔军龙毓仁旅于5月追到苦竹坪，工农革命军与敌激战到天黑，贺锦斋师长才率部突围，溃散以后撤到红土坪。大家在田少梦家里召开会议，总结军事失利的教训,决定主要负责人分头活动。贺锦斋、王炳南等人回到桑植县收集失散队伍,李良耀前去鹤峰县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贺英和谷德桃负责安置伤员和军人家属,贺龙、卢冬生等人到鹤峰县走马坪、慈利县官地坪利用朋友关系筹集枪弹粮饷等军需物资。李良耀在鹤峰县城与徐锡如领导的鹤峰县党组织接上关系。接着徐锡如、范松之和李良耀一道赶到红土坪向贺龙汇报党组织在鹤峰县工作情况。贺龙听了汇报，十分高兴,称赞徐锡如等同志干得好,并且要求鹤峰县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吸收农民参加队伍。
贺龙等人从鹤峰县走马坪和慈利县官地坪带来一批银元以后，率部转移到龙潭坪、三合街和茅垭等地。6月上旬,工农革命军在红土坪等地集合400多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6月下旬,获悉黔军龙毓仁旅后卫李孝渊辎重连离开桑植县城，往龙山县西撤。贺龙几个部下向贺龙请战:小小的辎重连，经得住我们冲锋?贺龙却说:“不能这样打。目前,我们队伍没有经过整顿。对付敌人,哪怕是只老鼠,也权当成大象来打。锦斋,你看呢?”贺锦斋想了想说：“在桑植县小埠头的葫芦壳打埋伏。辎重连有油水,当然也有保护。我看不止一个连吧!就算只有一个连,在人数上、火力上也比一般连强多了!”贺龙点点头说:“对嘛,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园子摘什么果。我看,我们理伏在小埠头的葫芦壳,打他们的伏击。”他向向锦斋和贺英说:“再派几个人去侦察,一切情况搞准确。”面对敌军的一个连,还是周密地作了反复的调查和详细的部署。6月25日，贺龙等人南下，埋伏在桑植县小埠头的葫芦壳。敌人却很大意,以为刚刚打垮贺龙部队，哪里有人敢在老虎嘴上拔须?敌人听着土家农人的山歌，扯着闲话走进贺龙等人埋伏的伏击圈。上午11点，贺锦斋等人一个冲锋,在小埠头的葫芦壳全歼这个辎重连。歼灭押运财物的等150多人，缴获枪支120多支、子弹数千发，获得一批军用物资。贺桂如参加葫芦壳伏在农民帮助下，活捉敌军旅参谋长张策。小埠头战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打败国民党正规军,部队士气为之大振。
6月29日,贺龙、贺锦斋等人率部直闯樵子湾伪区公所,处决叛徒、伪区长张善卿,趁胜重新占领洪家关。这时,贺龙部属贺桂如、文南甫等部归来，使工农革命军再度恢复到1500余人。6月29日晚，贺龙在洪家关主持召开工农革命军全体大会，李良耀作了启发革命军觉悟的讲话，贺锦斋作了桑植起义3个月来的军事工作总结。此次会议，使一些士气低落的人，听到了振作的强音，看到了希望的前景。次日，工农革命军派出10多个分队，分赴洪家关各村寨，访贫问苦，宣传发动。
7月1日，中共湘西北特委正在洪家关召开群众大会，姜文周、向凤翔指挥的陈渠珍的独立十九师所属2个团和陈策勋带领的桑植县团防，从杜家山、双溪桥、梨树垭、南岔等方向偷袭洪家关。为了保证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贺锦斋与李云卿率部阻击。由于敌军众多，火力很强，正面战场失守；师长贺锦斋身负重伤，团长李云卿阵亡；部队损失570余人，洪家关被敌军占领。工农革命军撤至鸭儿池、谷罗山一带，与活动在仓关峪、鹿儿口的贺文渊、滕久元部会合，转移到内半县隐蔽休整。是役，工农革命军虽然丢了数百人枪，但是粉碎了敌人的偷袭阴谋，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此时，向凤翔、姜文周带领2个团主力“追剿”。夜幕降临，敌人在凉水口驻扎，工农革命军宿营在沙塔坪。
桑植起义后，贺龙军长对起义部队先后进行多次整编。7月3日,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桑植县罗峪（今名谷罗山）贺沛卿家整训部队：一方面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加紧军事训练和军纪教育，贺龙军长亲自讲战术课，带领指战员在野外实践军事技术。通过罗峪整训，实现党对旧式武装的改造，部队迈开革命化和军事化的第一步。这是桑植起义从失利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工农革命军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单纯的军事行动走向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相结合的新阶段。这时,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陆续派来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党员领导同志。他们的到来,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中共湘西特委委员陈协平从常德经过周折，于7月6日来到桑植县罗峪,带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中共湘西北特委并入中共湘西特委,另在工农革命军中组建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开始党对军队的领导。8月1日，在罗峪召开南昌起义一周年纪念会，并在这个会上将工农革命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辖一个师和两个大队。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贺锦斋任师长。从此，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有了番号。
8月20日，湘西前委领导接到湘西特委通告，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罗峪出发，经过金臧和淋溪河等地，东进石门县西北乡发展游击战争，支持南乡起义，留下部分队伍坚持斗争。临行之前，贺龙军长安置随他迁到罗峪的贺家亲属和廖汉生等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刚走，桑植县罗峪团防头子刘子维率团防兵乘机围剿留守游击队员驻地罗峪青湾。贺英和贺满姑率领桑植县留守游击队员与敌绕了几圈，浴血奋战，杀出重围。
8月25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将领抵达石门县磨市，与石门县委书记曾庆轩等人召开联席会议。9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石门县渫阳和泥沙两镇，两次遭到国民党第14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石门县伍岳楚、罗效之团防兵夹击和袭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伤亡惨重，大部溃散。贺龙带领余部200多人转战在湖北省桑植县、鹤峰县交界处走马坪、红土坪、七郎坪、四门岩、雪落坪、梅坪和堰垭等地。敌军围追堵截，工农革命军处境险恶。因为敌人连续追剿，不到一月，易地20多处。贺龙住进“锁龙洞”中，险遭手下士兵暗算。战士没吃没喝，浑身无力。
中共中央比较关注桑植起义及湘鄂边的武装斗争。桑植起义以后，工农革命军处境艰难。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常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先后派出4批党的军事干部赴湘鄂边寻找贺龙和工农革命军，均未如愿；贺龙也派卢冬生赴上海找党组织汇报。1928年11月，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信》带到桑植、鹤峰边界。信中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并就游击战的任务、方针以及前途等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强调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明确了开辟湘鄂边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处在高寒山区堰垭区的战士仍然穿着单衣,连贺龙也没可换的衣裳。由于部队弹尽粮绝，缺医少药，住山洞，吃野菜，许多战士身体浮肿，一些人悄悄地逃走了,全军减员到100余人。
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危机关头，在鹤峰县梅坪打游击的贺英率领游击队员到40里外的宣恩县沙道沟打了几家土豪，筹措粮款。贺英亲自带领游击队员用8匹骡马运输物资，于11月上旬进入鹤峰县堰垭附近的曲溪隘李家湾，送给大批粮食、盐巴、腊肉、棉花、布匹、衣服、药品、银元和子弹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急需补给的物资。还请7个裁缝和几个弹花匠为军队指战员们赶制棉衣和棉被。贺英支援的物资对于受困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战士们穿上棉衣，熬过难关。
11月下旬，湘西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及贺英要求整顿队伍的合理建议，加强军事工作，在岩湾汪家屋场进行著名的“堰垭整编”。在堰垭整顿期间，加强党的领导，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更名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仍由贺龙担任书记。遣散动机不纯的动摇分子，疏散老弱伤员。发展党员、团员，严格教育管理，探索改造旧式武装的经验。堰垭整编以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只剩91人、72支枪。一些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骨干,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营长、连长当了排长、班长;有些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人当了班长、战士。军队人数虽然减少,但是留下的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他们不考虑职位高低,不计较待遇厚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全体官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因此,堰垭整编奠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发展的基础，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建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2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向鄂西宣恩县、咸丰县、建始县开展游击活动，在鹤峰县邬阳关收编陈宗瑜领导的工农武装300多人。
三、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7日，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攻占鹤峰县城，消灭反动团防武装。中共湘鄂西前委进驻鹤峰县城以后，建立中共鹤峰县委、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县农民警卫团和县农民协会。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的创建，翻开了湘鄂边武装割据史上的重要一页，积累了农村武装割据的初步经验。贺英特别高兴，她对贺龙说：“这就好，人家养一群鸡,还得有个鸡窝。你带这么多兵，也应该有个窠。”
1929年2月1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驻扎在鹤峰县南部梅坪区杜家村，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杜家村整编”。贺龙主持召开中共湘鄂西前委会议，卢冬生传达党的六大会议决议、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建设革命根据地等指示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会议决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为红四军）。贺龙任军长，王炳南任第一路指挥部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全军共有600多人、300多条枪。在中共湘鄂西前委之下，建立党的特支，由陈协平负责。特支之下成立四个党支部，分别由蹇先为、汪毅夫、吴协中和覃正业为党支部书记，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桑植起义创建了湘鄂边红四军，这是一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工农红军，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1929年5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致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信带到湘鄂边。指示信介绍了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对桑植起义的最终胜利以及开辟湘鄂边根据地起到作用。
为了扩大工农武装割据区域，湘鄂西前委制定向湘鄂边桑植县、石门县和五峰县等县发展的军事计划，打算扫清割据桑植县、鹤峰县一带的障碍。3月18日，在鹤峰县张家坪打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部数百人。5月，红四军主力向桑植县挺进。在土地垭歼灭刘子维一部，在凉水口歼灭向凤翔一部。6月12日，贺龙率领红四军再次占领洪家关。6月14日，红四军集中力量攻克桑植县城。成立中共桑植县第二届委员会、桑植县苏维埃政府、桑植县农民协会、桑植县工会和桑植县农民自卫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参加土地革命。红四军收编大庸县覃辅臣所率地方武装300余人为红四军第二路指挥部，覃辅臣任第二路指挥部指挥，王炳南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部指挥。至6月底，红四军又恢复到1500多人。
7月1日，国民党独立19师师长陈渠珍部向子云旅周寒之团2000余人从永顺县逼进桑植县南岔渡口，渡过澧水，围剿红军。贺龙指挥红四军诱敌深入，背水作战，打歼灭战。敌军进到桑植县城北部吴家坡后，红四军第一团、第四团和军部特务连从八斗溪西北高地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受创，仓惶后退。红四军紧追不舍，周部残余退到澧水河畔南岔，抢渡不及，大部被歼，周寒之被击毙，红四军缴枪数百支。7月15日清晨，向子云率所部2000余人再次进犯桑植，先头部队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上午9时左右，进入桑植县城，后续部队分批渡河跟进。贺龙巧设空城计，抓住敌军逐次进兵的弱点，发出总攻命令。霎时，梅家山和八斗溪等地伏兵齐出。红四团经高家坪进攻东门；红一团从白家冲直插西门；红二团、独立团从八斗溪直插汪家坪，截敌退路。经此突然袭击，进入桑植城内之敌大部被歼，后续部队又被截为几段。向子云率护卫队撤向渡口，指挥后续部队，抢占峨子坡高地。贺龙急派贺桂如带领一团经过峨子坡南侧山谷迂回到赤溪渡口，痛击敌背。在红军战士前后夹击之下，敌人向赤溪渡口狭窄河滩溃退，渡河不及，退路受阻。多数缴械投降，少数泅水窜逃，溺死于河水中。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至河心，连人带骡葬身洪水。南岔、赤溪两战皆捷，共计歼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是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为桑植起义最终胜利奠定基础。7月16日，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在桑植县城进行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书记贺龙说：“桑植起义，三起三落，终于胜利。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
由于群众踊跃参军和补充少数俘虏加入红军，红四军扩大到4000余人、3000余支枪，在湘鄂边建立一支经过战斗锻炼的武装力量。在南岔、赤溪大捷推动下，群众斗争迅速展开。在中共湘鄂西前委领导下，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及乡村红色政权，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1929年7月，以桑植县、鹤峰县为中心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实现中共中央要求工农武装割据湘鄂边的战略目标。
桑植起义以后开辟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最早的苏区之一，发展为湘鄂西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互为犄角，起到配合作用，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三大苏区之一。
四、发展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1929年8月，国民党湘军吴尚部和陈渠珍部合围桑植。湘鄂西前委决定拔除桑植周边团防据点、向东南发展，由贺龙率领红四军主力2000余人开赴大庸县西教乡，打响扩大根据地第一仗。自8月6日至13日，红四军经过10余次战斗，攻下反动团防熊相熙的连环寨。
8月25日，红四军进兵慈利县江垭镇，团防徐小桐部撤走，红四军遂攻占江垭古镇、九溪。8月27日，红四军进至慈利县杉木桥开展宣传活动，扩军300余人。红军前锋逼近石门县西北乡，在泥沙镇组建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县游击大队，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使石门县西北区和慈利县江垭区成为红色割据区域。
1929年10月初，从常德城开出的国民党军第52师吴尚所部第154师阎仲儒旅和慈利县朱际凯、桑植县周燮卿、石门县罗效之等团防武装2万多人大举进攻桑植县。前委决定避开强敌，巩固后方，迎击来犯之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共湘鄂西前委决定红四军避开强敌，撤离桑植县城和洪家关，转至桑植北部。红四军兵分两路，计划在宣恩县打游击。在桑植县双溪桥，贺龙指挥的一路红军于10月初与阎仲儒旅鏖战一天，歼敌1000多人。由于敌人源源不断而来，红军转移到内半县白果坪休整。王炳南所率一路红军行至仓关峪，与桑植县周燮卿团防遭遇，激战终日，伤亡300余人，才得突围北撤。10月9日，两路红军在五道水会师以后，行至八大公山的内半坡。10月10日，在八大公山的庄耳坪，红四军被敌军先头部队第154旅阎仲儒部和陈策勋部追上。红四军后卫部队边打边撤，其余部队急向土地垭奔袭。哪知唯一通道土地垭被从猫子垭、细砂坪方向赶来截击的敌军主力占领，红四军处在合围之中，遭到数倍于己的强敌袭击。贺龙军长亲自率领警卫营激战一个多小时，夺回了土地垭，打通北进道路。但是红四军大部分被敌人暴雨般的子弹压在大岭槽山梁下的树林和草丛里面，处于危险绝地。虽然红一团团长贺桂如和红四团团长陈宗瑜带领两团人马发起多次冲锋，但因敌军火力太猛，没有成功。他俩商定各率其部从左、右两翼对敌展开进攻，掩护红四军主力突围。贺桂如带领第一团战士从左侧攀岩而上，敌军的机枪进行密集扫射，战斗异常惨烈。贺桂如一个“虎罩天庭”，奋力跃在平坡上，扔出几颗手榴弹，炸掉敌人的一个机枪射击点。贺桂如左手一挥，大喊一声：“同志们，为了下一代人能够吃上大米饭，冲啊！”贺桂如带领许多红军将士冲到接家台时，被敌两侧战壕密布的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30多名红军将士献出宝贵生命。身先士卒的团长贺桂如七处受伤，血流如注。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贺桂如扶住小树高呼：“同志们，抢上山顶就是胜利！”刚说完就倒下，壮烈牺牲在战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历经5个小时战斗，红四军减员500多人。为了保存红四军有生力量，贺龙率领余部向宣恩县雪落寨转移。10月15日，在鹤峰县红岩坪举行的追悼会上，贺龙痛苦地说：“贺桂如、陈宗瑜两同志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为革命而死，是全体红军战士的楷模。” 中共湘鄂西前委于10月20日在鹤峰县红岩坪召开会议，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鄂西发展。10月24日，红四军千余人攻克长阳县城，组建长阳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农民协会。红四军分兵数支至五峰县、建始县、巴东县、恩施县，开展武装斗争。12月中旬，红四军主力会师鹤峰县，组建红四军第五路指挥部，指挥2000多人，负责鹤峰县北部的武装斗争。
贺龙领导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之时，周逸群、段德昌等人领导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组建约7000人的红六军。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达到鹤峰县，向湘鄂西前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在洪湖根据地会师。红四军东下洪湖之前，红四军军长贺龙任命贺英为“湘鄂边游击队司令”。贺英带领游击队员，在桑植县四门岩安置红军家属和伤员。中共湘鄂西前委召开会议，安排湘鄂边根据地的留守工作。经过研究，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迅速东进；组建中共鹤峰中心县委，汪毅夫任中心县委书记，统一领导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五县的各项工作;统一指挥各个县、区的游击队，包括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在湘鄂边根据地军事上，鹤峰县军事工作由贺英负责，桑植县军事工作由贺文渊负责。从红四军中抽出骨干2000多人，组成“红四军独立团”，贺炳南任独立团团长，文南甫任独立团副团长，驻扎在鹤峰县燕子坪，继续坚持湘鄂边根据地的游击战。成立桑植县游击大队，贺文渊任大队。红四军主力东进以后，在湾潭歼灭五峰县孙峻峰部团防武装，占领五峰县城，成立五峰县苏维埃政府、五峰县游击大队。到5月底，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以桑植县、鹤峰县为中心，发展到大庸、慈利、石门、五峰、长阳、建始、宣恩、恩施和巴东等县的部分地区。
1930年3月，贺龙率领湘鄂边的红四军东进洪湖。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在鄂西公安县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两个军合编为红二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公安县召开红二军团成立大会，会议宣布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有1万多人、5000多支枪。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边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即，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它地跨长江两岸和洞庭湖区，直逼武汉重镇，又为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因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构成了心腹之患的威胁，在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桑植起义以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武装力量，锻炼了革命骨干，积累了斗争经验，为其他根据地起到牵制敌人和配合作战的作用。起义部队经过三起三落，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桑植起义以后，党组织发动湘鄂边数十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边稳固的群众基础，以致湘鄂边后来成为红二、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落脚点，桑植县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直接策划、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起步于中共湘西北特委的组建，形成于1929年7月。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诞生的红四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军团。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组成地和战略后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最终因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而结束。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从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出发开辟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又在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落脚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致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又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一系列的策源地、发生地、诞生地、落脚点、出发地、战略后方，这些特点突显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崇高的历史地位与特殊的历史贡献。
（作者戴楚洲系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