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键（1892～1942），字润田，笔名之学，湖南桃源人。曾就读于桃源漳江书院、常德官立中学堂、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后考上留美公费生，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曾在湘与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朱剑凡等，从事改造旧教育，培养新人才的工作。1927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并以经济学家身份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向国民党展开斗争。抗战前后曾由中共安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专门委员兼第三厅第七处二科科长、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

我和董博士是同乡，又是童年的同学。虽然在我们的中年时代没有在一起，但抗战军兴以来，我们却常常见面。到底因为我们有过总角之交，所以尽管多年不见，而一见之后，亲切如故。抗战五年中，朋友们大概都转徙流离于苦难之中，我和董博士也很少在一起。他在武汉时，我在长沙。他在重庆时，我在沅陵。等到我到重庆，他又飘流于桂林、香港之间。算起来，我们的朋友关系有三十几年的历史，然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却只有在中学时代同学的半年。古人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杜工部草堂诗笺》十四《赠卫八处士》。参、商，二星名，参在西，商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我和董博士正是如此。满望他年抗战胜利，同归故里，白首相对，共话童年；孰意噩耗传来，博士已病逝香港，回首前尘，悲怆如何。本欲为博士撰一小传，志其历略；但我对于博士的平生，只知道一些片断，而且是一些不重要的片断。现在我就将这些片断记述出来，当作我对于亡友的追悼。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

董博士，名维键，号润田，之学是他的笔名。他于一八九二年生于湖南桃源之盘塘桥附近。

博士家世业农，自祖父以来，皆自耕而食。到他父亲时代，家道始渐渐丰裕。博士之父，因感于巨室之欺凌，遂令博士就学，其意盖欲博士借此而跻于缙绅之列，以与所谓巨室者相颉抗也。

我第一次认识博士，是在官立常德中学堂，当时他在丙班，我在已班，我们同学半年，他就毕业了。我们同学的时间虽短，但友谊却很好。他常常教我学英文拼音和算术。当时他有一种志愿，他以为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救国，所以他在中学毕业以后，就考进了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采矿治金。

他在高等工业学校尚未毕业，就考上了留美官费。在这个时候，他不知受了什么影响，他的思想就忽然改变了。他曾向我说，仅仅学会一种工业技术还是不能救国，必须要从整个国民经济上去求得改良才能救国，所以他到美国以后又改学经济。他在美国七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的学位。

他回国的时候，正是北洋军阀专政的时代。他的经济改良的思想当然无法实现，满腹经纶也只好付之空谈。他先后在国立武昌高师和国立武昌高商及湖南高工充当教授。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又改变了。他说，空谈经济改良不足以救国，要救国必须要革命。大约在不久以后，他就参加中国国民党了。

当北伐军克复长沙以后，他被任为湖南教育厅长兼湖南外交特派员。[ 一九二六年冬，剪伯赞同志在长沙，经董维键介绍，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这一时代，博土的思想似乎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此以后，十余年间不复相闻。同乡朋友，或谓博士已死，或谓博士亡命海外，始终不知其下落。[ 一九三三、三四年，翦老在上海从人事理论、历中研究和宣传工作，董维键亦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数次与剪见面，建议翦做覃振先生（时任国名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五、三六年，董被国民党政府关在南京监狱中，翦多次探监，并通过覃振，进行营救。一九三七年，董被救出狱，由剪出资，逃出南京。]

覃振(1884-1947)，字理鸣，原名道让，桃源县建宁乡大田村(今马鬃岭罗家店)人。著名爱国人士，辛亥革命先驱 。早年就读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曾任中国同盟会总部评议员、武昌首义湘桂联军督战官、大元帅府参议、湖南巡阅使，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司法院副院长等职 。

抗战军兴，偶与博士邂近于武汉，始知他尚在人间。其时他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专门委员兼第三厅国际宣传科长。久别重逢，欢愉可知。我当时很冒昧地问他，你是否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据翦老说，董维键是在一九二七年春“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答复我，你不必问我党派，反正现在任何党派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抗战建国纲领之下了。将来的中国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同时他告诉我，他患湿气病甚重，手足麻痹，不但步履艰难，举箸执笔亦不灵活。

武汉退守，博士偕其夫人重回故乡，道经长沙，又得一晤。以后他即随同政治部西来重庆。一九四零年，博士奉命赴湘视察政治工作，道经沅陵，而我又适往乾城[ 一九五三年改名吉首县，属湖南]省视流亡山谷间的父母，以致相左。我知道他在这一次旅程中，曾经一次翻车，八次被劫，身体受了很大的损伤。

大约就在同年，博士应太平洋学会之约赴港，担任国际问题的研究。旋又应广西大学之聘，回桂林讲学。不久以旧病转剧，又赴港医治。不幸日寇适于此时攻占香港。博士以衰病的身体，贫困的境遇，在敌人黑暗的统治之下，遂不得不忧愤而死。

博士死矣，但博士之死，正表现了中国士大夫临危不苟生、临难不苟免的传统精神。而博士的一生也正表现了一个中国士大夫走向革命的进程。

(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追悼董维键同志特刊》)

《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

文字来源：《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采用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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