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汉剧把行业中专业技能强、戏班台柱子的演员或者乐师称之“好佬”，“平佬”就是旦角行里的“好佬”。

“平佬”不是本名，是艺名，也可能是一个小名，他的真实姓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叫周凤燕（1923-1983）。在水运发达的年代，桃源县漆河镇是湘西北地区一个非常繁荣、富裕的小镇。周凤燕的父辈在漆河临水而建的街道上开了一家豪华饭店，经营有道，生意兴隆。桃源一带对家中的男孩习惯称“佬儿”，我们不知道富裕的周家有几个孩子，但是“平佬”的小名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平佬”就爱戏，长大后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忠臣”（常德汉剧界对戏剧票友的统称）。尤为可贵的是，别的“忠臣”只是忠于某某戏班或者某某演员，而“平佬”却实现了由“忠臣”向“好佬”的华丽转型。

过去，演戏的人大多出生穷苦人家，有钱的人家是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戏班的，象“平佬”这样出生富家，挚爱戏剧的人才属于特例。“平佬”的身材、扮相俱佳，尤其是嗓音条件很好，出道以来，在他的家乡漆河、陬市都有成群结队的“忠臣”，加上他善于借鉴和改良，常常在演出中把京剧的优美唱腔巧妙地引入汉戏，使得观众更加追捧他。当年他最为拿手的代表作有《贵妃醉酒》、《薛平贵回窑》、《思凡》等，江湖地位与后来成为汉剧表演大师的李福祥不分仲伯。

解放前，艺人们都是流动的，哪家老板开的工钱高就在那个戏班唱戏，一般契约为一年。由于“平佬”的本钱好，几乎所有的班主都愿意接纳他。解放初期，他在四大名班之“同乐班”唱戏，1956年9月，“同乐班”与四大名班之“文华班”合并组建“常德市汉剧团”，“平佬”便成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剧团元老之一。不久，“四清”运动起，一批业务上的“好佬”由于倚仗自己本钱好、“忠臣”多，可能在平日里有些“骄傲自满”，被“革命群众”看不顺眼，清理出队伍，“平佬”就在其中。最初，他不知道去哪儿合适，正在犯愁之际恰好沅陵县汉剧团缺少专业骨干，便邀请他加入该剧团。可是，好景不长，沅陵县汉剧团也面临着“精简”问题，“平佬”同样被那里的“革命群众”视为异己，再一次被“精简”出团。

大约是1964年的下半年，“平佬”带着他的行囊孑然行走于江湖。有一天，他寻访到好友侯清寿“下放”的桃源县三汊港公社长堤大队，侯清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极力邀请他“下放”三汊港。侯清寿，诨名“野马”，是原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慈善家侯希贵的父亲。他豪情万丈、乐于助人，也因为性格刚烈，得罪了“革命群众”被桃源县汉剧团首批“精简下放”。“平佬”的父母亲在解放前就离开了人世，而他又不愿意继承祖业，并且终身未婚，无亲无靠。侯清寿的热情大度使他决定留在长堤大队。经过侯清寿的运作，“平佬”成为该大队唯一一个可以不“出工”的农民。于是，“平佬”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在朱家河码头外滩，搭建了一间无名茶馆，聊以度生。

父亲比“平佬”小几岁，出道也比他晚。他们一同呆过的戏班有四大名班之“瑞凝”和“德记天元班”。1965年下半年，父亲也没有逃脱被“精简”的厄运，几乎与“平佬”的选择一致，在侯清寿的召唤下“下放”到三汊港。

从三汊港去县城，一般走水路。我们乘船地点是长堤大队的朱家河码头，这样，在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传说中的“平佬”。沅水河边的那家茶馆是用茅草搭建的，前后有两间，里间是“平佬”的卧室兼仓库，外间稍大一些，是茶坊，摆了四五张小桌子。每次进去，都能看到一些不认识的茶客，年纪都比较大。有的茶客只要一杯清茶，有的除了清茶还要了一碟瓜子之类的食物。有时候只有一些茶客喝茶聊天，有时候能够遇见说书的或者打渔鼓的。因为父亲与“平佬”是老朋友，只要我们在等船的时候赶上他的午饭，我们就在茶馆蹭饭。因为都姓周，父亲要我叫“平佬”伯伯。我的印象是他的饭碗很小，我吃完第一碗后不好意思要第二碗，伯伯总会细心地发现我的腼腆，对我说：“在伯伯这里不要怕丑，小孩子长身体，要吃饱。”于是，我才勇敢地盛第二碗。当他要我吃第三碗时，我会坚决地说吃饱了。其实，我的饭量大，真的没有吃饱。

还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那时候的经济状况较差，消费水平也很低，一杯茶只卖五分钱，而且有的老茶客还要少付钱或者赊账。“平佬”的卧室是吊脚楼式的结构，一般茶客也是不会进卧室的。我看见伯伯将茶客喝完的茶叶用一个筲箕盛着，凉在吊脚楼上。父亲好奇地问他：“别人喝过的茶叶还要干嘛？”伯伯环顾一下没有外人，轻声地告诉父亲：“五分钱一杯茶，没有钱赚，有的嫌我的茶叶放少了，我哪有那么多的钱买茶叶？只好新茶里面掺点旧茶叶，份量足一些。”

后来，我在县城上高中，并考上大学，再也没有去过朱家河码头。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那个开茶馆的伯伯，向父亲打听他的下落。父亲说：“‘平佬’好像在你考大学的那一年去世了，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他无儿无女，死后葬在朱家河。”

一代名伶，死后也没能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