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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军统临澧特训班开办
1938年2月:军统临澧特训班开办

    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之后,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曾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1937年冬天,他到武汉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全力予以协助。

    1938年1月间,余乐醒(湖南醴陵人)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临澧考察,认为这里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临澧。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最后,该班实际上对年龄没有明确的限制,年龄大的已经尝过30岁,还出现了兄弟同班、夫妻同班、姊妹同班等现象。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入。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求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自成一派,但戴笠是不会让他得逞。所以当梁干乔煞费苦心地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一纸命令要他将所招学生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这批学生于1938年2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溜走,上车时只剩下800多人。加上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足300人。临澧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1100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经他和胡宗南商量,把胡宗南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60多名全部拨给临澧特训班。

    这个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当时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想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便于1938年4月间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而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学生则列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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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担任“临训班”的总务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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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魁星楼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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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训班”特务的毕业证书

    1938年2月(农历正月),军统临澧特训班从长沙筹备处迁到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未开课前,学生和教职员一同修整房屋,并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1000余人的大礼堂。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别号命名的“雨农堤”作为学生休息场所。该班正式开课是3 月间,这时郑州和各地的学生才相继到达。

    这个班的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由余乐醒担任。从开办到毕业,戴笠先后两次到过临澧视察和训话,这个班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决定,因此专门设有班主任室,派若萍为主任秘书,监视副主任。其他机构有总队长室、教务处、政训处、总务处、会计室、医务室等。从1938年3-6月是入伍训练,实际上是进行思想考核和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与思想言行,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考虑其将来适合何种工作;6-12月开始分队训练。开设有《特工理论》《情报学》《侦讯学》《爆破学》《行动手册》《化学与麻醉》《跟踪与反跟踪》等特务理论和实用技巧。教员除了固定的专职教师,还有兼职的,如军统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均在“临训班”上过课。另外,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湛和派往上海负责的傅胜兰均在这个班中带走了一个“工作太太”,不久,这个傅胜兰投奔汪伪政权当了杭州市市长。

    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急待经常电令从“临训班”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如1938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30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另外,“临训班”曾挑选学生100名(男生80多名,女生10多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一百人挑选好以后,由总务处教官沈醉领队前往武汉,戴笠亲自接见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强调军统是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希望特务们努力工作,为党国效忠。这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从第五、第六两个军事中队挑选了100多名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专门对付那边的新四军。这样,到了“临训班”毕业时,在班学生实际只有700多人了。


    1938年冬天,戴笠从长沙赶到临澧参加军统“临训班”的毕业典礼,经过常德时,邀请了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戴笠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宣布由于战事关系,常德已非安全之地,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撤换副主任余乐醒,提拔军事教官吴琅为副主任,并将以后特训班三个处改为两个,即教务处改称教务组(政训处并入)、总务处改称总务组。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并且有些地方保送的学生已有几十名到达临澧,临时成立的新生队作为旁听。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第四中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简称“临训班”,是军统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训练班,毕业后在军统系统内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深得戴笠的赏识和重用,他们不称戴笠为“局座”,而称“主任”,称当年给他们上课的人不呼官职而称“老师”,很多特务年纪轻轻就超越了一些老牌的特务,到抗战胜利之后,几个“尖子生”居然升迁至少将,以致老特务们称军统内部已经是“非礼(澧)勿视,非礼(澧)勿用的世界了”。前有“黄埔同学会”,后有“滨湖(指常德)同学会”,具有很强的势力。


发布:常德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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