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2日，敬爱的刘春樵同志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历程，悄然而去了。殡仪馆内，哀乐低迴。他家乡蔡家岗镇的乡亲们扶老携幼，租用专车，从五十里外的山村赶来悼念他们的好长辈、好亲人、老兄弟、老领导。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安慰他的亲属，有的跪在遗体前静静的烧着纸钱。我被老百姓的真情深深的感动着。望着老人的遗像，我一下想到了20多年前我给他当秘书那段的日子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1979年4月13日，我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办公室领导的安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刘春樵同志报到，担任他的秘书。我知道春樵同志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常德地委副书记，是一位早已耳熟能详的传奇式人物。当时我真是诚惶诚恐，担心不能胜任，给组织上增添麻烦。

　那一年，春樵同志才56岁，身体结实，穿一套旧军装，理着平头，皮肤黝黑。他见我的到来显得很高兴，连忙握住我的双手，把我拉到他的面前坐下。他笑着说，听说你小张也出生农村，是从大队、公社、县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这个人从小给地主看牛、做长工、当过兵，没有文化，时间一长，你就会了解我的。几句家常话，一下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我暗自庆幸，遇上了一位平易近人的好领导。下午，我就随他下乡了。

　当时春樵同志在地委分管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镇作调查研究。每到一处，他都下厂矿、进车间、到现场，仔细听取乡镇负责人和厂长、经理的情况介绍，调查了解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和基层干部和企业的同志交谈，就像谈家务，讲得最多的是要尊重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意节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遇上吃饭的时候，就在企业的简陋食堂就餐，一盘黄瓜、一碗辣椒，一点坛子菜另加一缸子谷酒就是最好的招待，临走时他总会提醒我一定每人交上一角五分钱的伙食费和三两粮票。

　我发现春樵同志发过两次脾气。一次他在蔡家岗乡检查水利工作，发现挑土的劳力损害了春收作物，一片油菜和红花草子田踏掉了半边。春樵同志大声喝道：“这里谁负责？就要收获的油菜踩成这样，你们就不心疼吗？”生产队长和社员们自知理亏，纷纷表示一定纠正。还一次发火是一位同他一起长大的供销社主任搭春樵同志的便车进城，刚一落座，春樵同志就劈头吼道：“听说你们供销社收购群众棉花时压级压价和故意卡秤，群众告状告到我家里来了，真不像话，农民辛辛苦苦弄一点钱好不容易，你们却想起法子坑害人家，逼得人家悄悄把棉花弄到隔壁县里去卖。再不改正，我就建议县里先撤你的职。”当他平静下来后，又语重心长的说：“老莫啊，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损害农民利益呢？”供销社主任红着脸承认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表示立即整改，按政策补齐社员的钱款。春樵同志见这位供销社主任认识了错误，便和颜悦色的把他喊到地委机关的办公室里，叫我到食堂端了两个菜，两老伙计喝了一瓶德山大曲酒。

　春樵同志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但从不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常常是利用在坐车、散步的时侯谈他的经历，讲他自己是如何为人处世的体会。一次，他对我谈起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时，深有体会的说：“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要夹起尾巴做人。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谦虚谨慎，都要动脑筋，多分析，不要乱发议论，乱表态，天大的本事也不能骄傲。”有一天早晨，我陪他在稻田边散步，他说：“我们当干部的最要实事求是，讲真话、讲实话，讲不得的就不讲。譬如这片稻谷，我认为亩产只有500斤就讲500斤，不能跟着吓起哄，硬说成一千斤，说假话一害国家，二害自己，三害老百姓。”他的这些不经意说出的话，在我看来，胜过无数次大会报告，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1980年12月，春樵同志得知我准备元旦结婚，便主动拿出一百元钱，递到我的手上，深情地说：“小张，这一百元钱你先拿着，买点东西，这是我给俺黑婆（他的小儿子）攒起的。”我接过这带着体温的一百元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要知道，当时我的工资才35元，那年月，一百元钱解决多大的问题啊！元旦那天，他回了老家，让出宿舍和办公室给我接待来客，还叫他儿子把红灯牌收音机借给我当摆设，使我圆满的办成了婚事。

　春樵同志家的亲戚很多。开始常常有人找上门来，求他这个当了大官的舅舅或伯伯帮忙，找个工作、解决一点化肥、木材指标什么的，总是被春樵同志一口拒绝，后来亲戚也不上门了。他虽然身兼多职，但老伴一直是农村户口，在家种田。他的老伴樊妈几次对我说：“俺家亲戚都被老头子得罪完了，唉，他也没有办法，如果搞特殊，老百姓就会指背”。毕竟是几十年的患难夫妻，老伴对他还是很理解的。

　1983年2月，刚满六十岁的春樵同志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办理了离休手续，回到了老家蔡家岗乡，在自己花钱8000多元建起来的简易平房住了下来。没有召开欢送会，没有会餐喝酒，一辆解放牌货车，将他的日常用品搬进了他的新居，一切那样简单，那样平常，就像是普通的庄稼人搬家一般。2004年春，我看望老领导，这时他已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行动不便。他坐在特制的藤椅上，抓住我的手，回首往事，十分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讲个一老一实、本份做人，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受到过毛主席、邓副主席、江总书记三代领导人的接见。”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噙满泪水。

　春樵同志在离休回乡的那天，曾有些遗憾的对原地委机关从事勤务工作的青年小金说：“我对不起小张，他跟着我跑了三、四年，连个副科级都没有搞到。”听到这话，我很感动。心想，春樵同志虽然没有给我一个副科级，更没有给我一点谋私利的权利，但他给了我比什么都重要的言传身教，这可是一笔十分宝贵的使人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啊！（作者系常德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于1979年4月至1983年1月担任春樵同志的秘书。此文原发表于《常德日报》、《决策》杂志、《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