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晓天会长讲的非常到位，对于孙开华这个人物我没什么研究，最近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在做一个课题，就是《左宗棠年谱长编》，也是前几年约了却没时间做的项目，这些天就抓紧时间搞这个160万字的文字整理，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湘军与台湾的资料。

第一点呢讲讲湘军在台湾。大概是1998年在海风出版社，这个海风出版社我一直不知道是在厦门呢还是在福州，出版了一本我们湘大钟启河老先生的《湘军与台湾》，里面按专题收录了湘军的几个对台湾有贡献的人物故事，每个人物写了几千字不等。我觉得湘军对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是有贡献的。

我通过编左宗棠这个年谱长编，就发现左宗棠是特别关注台湾问题的。我们知道左宗棠是在做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的时候开始关注台湾问题的，而且对于台湾的开发也写了很多奏折，对于开发台湾的糖业甘蔗等起到过很大推动作用。然后他又做了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期间对台湾问题仍然非常关心，在与朋友的书信和给朝廷的奏折里面都涉及了很多台湾问题。后来他又做了两江总督，所以他好象在中法战争期间要亲自到台湾那边去一趟，结果没去成，因为当时他已经快70了。他69岁从陕甘总督位置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分管兵部，相当于现在国防部长，然后又在这个军机处行走，后来因为有人要辞去两江总督，清政府又要他回任两江总督，那个时候正好是中法战争在一个很危机的关头，所以他想到台湾去一下没去成。

刚才王（晓天）会长说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正好我们一般称为边疆危机时期。所谓中国的边疆危机就是中国的附属国琉球、越南、朝鲜都被列强一个个地拉走：琉球变成了日本的一个县，越南被法国拉走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等。所以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中国政府还是想极力维持原来的这种朝贡关系的，希望琉球啊、越南、朝鲜继续受中国的保护，继续成为中国的附属国。但是现在是向一个条约体系过渡，以前我们的外交关系是朝贡关系，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以条约为主的国际关系。眼看我们的藩属国一个个的走了，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湘军对于台湾的保护就应运而生，贡献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谈谈这本书。我原来就是做湘军研究的，但是对于孙开华这个人物没什么研究。周（星林）教授和孙（培厚）院长两位共同写的《孙开华评传》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开创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孙开华或者是湘军人物深度研究的一个拓展，或者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以往的湘军人物研究基本上总是集中在曾、左、彭、胡这样一些著名的人物，彭玉麟、刘长佑、李元度等以及湘军的中下层官员人物还是研究得比较少，到目前为止《孙开华评传》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所以这是很大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对深度的研究湘军人物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我觉得淮军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比较系统的，很多年以前有人编过《淮军人物列传》。很多年以前我也想编写一部《湘军人物志》，后面又做行政工作去了，耽误了，所以我们做的不够。淮军还是湘军的儿子，他们研究得比较湘军深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二个开创性我觉得是对孙开华本身的研究，因为这本书里面纠正了一些研究孙开华的错谬，比如说对他以前的一些形象不好的描述，对孙开华形象受到伤害，这本书里还原了他的真实面目，对孙开华本身研究也是一个开创，恢复他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是一个贡献。

第三个就是我们湖南文理学院，象周（星林）教授他们这样一个群体长期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像熊英教授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湘军，陈致远先生研究常德细菌战成果颇丰。在研究湖南地方历史文化方面，湖南文理学院是做的非常好的，我们湘大似乎都搞那些高大上去了，不太关注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比如湘潭的地方历史人物研究，所以我们湖南社科界，特别是历史学界要结合实际，结合社会发展来开展研究历史，也是具有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所以，我要向两位作者表示感谢和学习，谢谢。    

（王继平，湘潭大学原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本文根据2018年3月10日《孙开华评传》首发暨海峡两岸孙开华研究学术交流会发言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