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三岁那年，父亲被城里的单位“精简”，全家“下放”到桃源县三汊港人民公社（今木塘垸乡）。我的童年、少年时期就生活在一个异姓空间里，童年的小伙伴常常把我这个外地童伴称为“杂种”，这是少年时期最耻辱的称呼。这种语言上的伤害在明处，还有数不尽的“吃暗亏”就防不胜防了：生产队的禾场上晒着蚕豆，收工时保管员对队长说比早上的数量少十几斤，大嗓门的队长就对我们一群小伙伴审问、恐吓，结果小伙伴都把异样的眼光投向我......上学后我明白了，新鲜的蚕豆经过一天的太阳照晒，挥发了水分，自然要少了一些斤两。一群小伙伴在池塘边戏水，由于我不习水性，只能在塘边游玩，突然，水下有人将我的腿抓住，一个劲地把我往深水区拖，旁边过来几个人将我的头猛地按住，直到我被呛得感觉快要淹死了，他们才将我拖上岸边，然后“善意”地对我说：这是对你好，喝几口水就会游泳了。

    后来，家里偶尔也有远方来客，在我幼小的心里渐渐地意识到在遥远的县城旁边二里岗公社（现已并入漳江镇），有我的外公、外婆，以及众多的舅舅、舅妈和老表们。因为有这么多的亲戚，我的胆子变大了，一旦遇到伙伴们的欺凌，就高声说：“你们等着，下回我的表哥来了打死你们！”但是，伙伴们还是称我“杂种”，说舅舅、老表是别人家的，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就是“杂种”。

    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里从不给父母提起。时间长了，我就推测父亲可能是一个孤儿，甚至是一个叫花子，不然他一个操着常德口音的人生活在桃源人中间干嘛？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一个亲人？也没有听到他讲起老家的故事。

    读初中时候的某天放学回家，进门就听到父亲正与一个缠着头巾的陌生人讲常德话。正在纳闷之际，父亲以那惯用的严厉口吻对我说：“林儿，过来，这是你二伯。”我怯生生地走到那个和父亲非常相像的陌生人面前：“二伯——”

    “呃——”二伯开心而高调地应了一声，然后取下头巾，从长长的头巾里面的一个暗袋中取出5元钱给我。我当然不敢接，父母的家教很严，随便接受人家东西会打“家伙”的。二伯给了两次我还是不接，以致他发起脾气来：“你这个小龟子，老子给的钱你都不要，是不是蠢得狠？！”

    这下父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善：“接起，不要惹二伯生气。”

    要知道，那时的5元钱，相当于当民办教师的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啊。我接过二伯的钱，飞速跑进厨房，把钱递给正在做饭的母亲。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二伯叫周南山，是悄悄从老家跑出来作生意的，这次他从常德挑着凉席到桃源贩卖，专程到三汊港看我们的，并叮嘱我不要给外人讲二伯是作生意的，万一政府知道了，会抓去当作“坏人”批斗的……当时，我的心情格外的高兴，不管他是做什么的，他是我的二伯，证明我的老家还有亲人。

    后来，我曾叫嚷过去老家，父母只是口头答应，就是没有付诸行动。我知道，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回老家的路途遥远，而且父亲两手空空回去也没有面子。一直到了我考上大学那年，才实现了我去老家看看的梦想。

    我的老家常德县唐家铺乡芷坊冲村（今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赵家庵村）庙潭河组，位于汉寿、常德两县交界的沧水河边，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在老家，二伯盛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其并不宽敞的堂屋里摆了三桌。席间，我才知道原来老家还有这么多的亲戚，至亲的有姑父、姑妈、大伯、大伯母、二伯、二伯母，以及堂兄弟、堂姊妹和老表们，等等。我是周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晚辈，长辈们纷纷给我红包，最多的是二伯，他一人就给了80元。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全年的收入。

    上大学期间，中国计划经济逐渐解体，市场经济慢慢地活跃起来，二伯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起他的买卖，成为谢家铺木材市场早期的生意人，据说也发了一点小财，不然，他在一贫如洗的基础上，只用一年时间就给两个堂兄弟盖起了新楼，成为沧水河畔常汉两县民众津津乐道的传奇。

    后来呢，随着我家的经济状况改善，我们也买了小车，回老家的频率自然增加，10年前我还为依恋故土的父亲在二伯的老屋旁边修建了一栋小房子，让他们兄弟俩时常在一起说古论今。特别是冬天，走进二伯的火炉房，无论有客无客来，火炉总是烧得暖暖的，火炉架上少不了山里产的腊肉、腊鸡、腊鹅等年货。然而，我这酷爱生意的二伯，还没让我腾出时间找他聊聊他的生意经和年轻时代的江湖传奇，就突然离开了，2011年5月26日清晨，二伯离我们远去，享年83岁。

    周然是二伯的孙子，我的侄子，他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二伯起的。当时，二伯告诉我们小孙子名叫“周冬初”（意为冬月初六出生），乐得我连连赞好。后来，老弟和弟媳可能认为这个名字太土，改名为“周然”。

    今天，又是一年冬月初六日，情不自禁地忆起我那至亲的二伯周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