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3月20日上午，有关单位在桃源县教仁学校举办了纪念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遇难110周年纪念活动及学术报告会，湖南文理学院熊英、周星林教授，湖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双立珍副教授等专家做了学术报告，现予以刊登，以示对革命先辈的深切怀念。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教仁学校各位老师、同学们：

上午好！

今天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遇难110周年纪念日，我们聚集在他的家乡桃源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缅怀这位革命先贤，意义非常特殊。

我也是桃源人，研究宋教仁起步早（当年在桃源一中任教期间参加了1987年在桃源县举行的“纪念宋教仁诞生105周年学术研讨会”），成果少。在很多年前我就有个心愿，写一本《宋教仁评传》，由于种种原因，书稿完成了三分之一，就一直高搁至今，难以面对各位学界前辈、同仁和桃源父老乡亲。《宋教仁评传》是否进行下去？我与有关机构和学者商议后再做交待，今天，我想简单谈谈宋教仁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敬请各位领导和嘉宾指正。

一、作为革命家，他矢志不渝，初心不改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漳江镇渔父村）。6岁入私塾，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20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21岁与黄兴等人在长沙创建华兴会，推为副会长，赴湖北筹建华兴会外围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常德设“湘西联络总站”，作为华兴会起义在湘西的总联络机关。

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东渡日本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东京，他协助孙中山、黄兴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北，他积极联络农民武装“马贼”，组织反清力量，创建同盟会辽东支部。回到东京后，他利用自己所收集的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为满清政府与日本、韩国谈判“间岛”土地的争端，提供了有力证据，体现了一位革命家博大的政治胸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

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这里讲一个故事：1911年12月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后，革命党人在他的居所讨论今后共和政府采用什么政体治国的问题。孙中山提倡采用美国的总统制，理由是清王朝虽然推翻了，但是庞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铁腕政权；宋教仁则主张内阁制，理由是刚刚推翻一个皇帝，我们又推举一个大总统，他的权利一旦失去控制，无异于造就了一个新的强权。两种观点正在辩论之际，广西籍的同盟会员马君武趁宋教仁不备，抽了他一耳光。孙中山指责了马君武的粗暴行为，会议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了总统制。不久，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孙中山如约下野，让位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希望以国法的形式制约非革命党人袁世凯，其中的政体却采用了宋教仁倡导的内阁制。无论是同志的误会、领袖的固执，还是时局的诡异变化，都不曾改变宋教仁对政治体制建设的初心立场。毫无疑问，宋教仁在民初混沌的政治局面中，是一个难得头脑清醒的政治人物。

1912年8月，宋教仁受孙中山的委托对同盟会进行改组，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他积极推行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取得了绝对胜利，按照《约法》规定，将由他来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政府。这条道路，是宋教仁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但是却不为守旧势力所容，于是，在他即将赴任的前夕，1913年3月20日，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派将他杀害于上海火车站。

宋教仁是为政党政治的理想而献身的。

二、作为政论家，他注重宣传，针砭时弊

宋教仁注重革命宣传的伟大贡献首先表现在1905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打破中国留日学生的地域界限，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这本杂志虽然只出版过2期，但是它的政治影响很大。它不仅唤醒中国留日学生要以全局为重，联合就是力量，而且在当年8月同盟会成立之后被黄兴提议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11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就是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基础上创刊的。

1910年1月，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它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以“渔父”、“桃源渔父”为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文章，使得《民立报》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发行量不断增加，成为革命党人在国内的一个重要舆论据点。如果说，宋教仁的名字在海外是通过《二十世纪之支那》认识的话，那么说，《民立报》就使得他的大名在国内广为传颂。到了1912年年底，宋教仁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孙黄。另一方面，也许正是他的观点犀利、铁面无私，使得他的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正是他的风清气正、雄才大略，让他的同仁也产生了嫉妒。

宋教仁就是这样一个怀揣梦想、追求真理的纯真革命家，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令人耳目一新，光芒四射。

三、作为宪政家，他首推宪法，纲举目张

今天，我不难从宋教仁在旅日期间的日记中发现，他对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关注和研究是多么的执着、多么的深刻。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宋教仁对宪政思想的造诣也得到革命同仁的认可。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是一次同盟会内部空前团结、准备最为充分的起义。许多革命党人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领袖们也做好了创建共和的准备。宋教仁应邀从上海来到香港，出任起义统筹部主任，专门负责新政府的法律文书起草工作。可惜，由于香港、广州两地革命党人的联络信号不一致，致使这次海内外普遍关注的大起义再次失败，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等人从上海赶赴武昌，宋教仁的最大贡献就是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使得他的宪政思想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当时，湖北军政府在取得军事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已经关注到今后的政权建设，并且组建了一个以汤化龙为首的法律起草小组。可惜，一直没有进展。宋教仁的到来，宛如众生见到了救星。宋教仁的《鄂州临时约法》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地方宪法意义的文件，也成为随即响应武昌起义各省的宪法范本，成为百年前那场伟大社会变革中最时尚的政治元素。

宋教仁，从小生活在充满理想主义的桃花源里，追求真理、改变现状、造福社会成为他的人生理想主义目标。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总是立场坚定、初心不改，常常以理想信念为戒条，洁身自好，成为当年政治风云人物中的耀眼明星，可惜，“天不怜才”，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其伟大抱负之时，就遭到罪恶子弹的射击，酿成民国初年的第一大案“宋案”。今天，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传播他为国为民奋斗的崇高理想，学习他爱国爱民的精神品格，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仁学校师生及与会嘉宾在教仁广场凭吊宋教仁

学术报告会场一角

湖南文理学院熊英教授发表学术报告

湖南文理学院周星林教授发表学术报告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双立珍副教授发表学术报告

纪念宋教仁为国捐躯110周年报告会主席台

撰文：周星林

编辑：罗芊芊

审核：周星林